顿琳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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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顿琳内战（Dunrim 【】），亦称七年内战，是发生于南安卡利洲西部国家顿琳境内的一场内战。交战双方为西方的顿琳共和国（Dunrim Pabkach）和东方的顿林鲜鞭族共和国（Dunrum Canpin Pabkach）。
战争爆发的起因是顿琳共和国自1896年第三届大选后，民主党政府对顿琳境内的鲜鞭族（Canpin）展开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其中又以1897年1月27日通过的《排外法案》为甚，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对鲜鞭族的政治迫害合法，将顿喀族（Dunkat）的地位置于鲜鞭族之上。后来随着以比利·谢尔曼（Bill Sherman）为首的部分鲜鞭族政治领袖在诺尔沙拉（Norsad）成立顿琳中央民族委员会而演变为全面内战。最终以《托兹克协议》（Angtang de Jorsol）的签署和顿林鲜鞭族共和国的成立而结束。
最初，顿琳称其为“东部叛乱运动”，顿林称其为“民族独立运动”，而后名称渐渐中立，称作“顿琳内战”或“七年内战”。其为顿琳历史上造成伤亡最大的军事冲突，这场战争造成约四十三万人死亡，一百三十八万人流离失所，东部村庄大量被焚毁，西部城市亦遭破坏，两族仇恨与隔阂空前加深。
内战起因
1896年12月1日，顿琳举行了第三届大选，右翼领袖托马斯·韦斯特（Tumars Wistey）当选首相，其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取得连任，上台执政。托马斯·韦斯特作为顿喀族（Dunkat）的民族保守分子，对鲜鞭族（Canpin）持有鲜明的反对立场，将“顿喀族优先”作为争取顿喀族底层选民支持的筹码。尽管温和派总统伊利亚·班克罗夫特（【】）不愿加深民族矛盾，要求韦斯特在组阁和制定施政纲领时务必保持克制，延续历届政府“渐进融合”的民族政策，避免在任何法案中使用“歧视性”或“限制性”字眼刺激鲜鞭族民众，并承诺由总统办公室出面协调议会各派，为鲜鞭族代表保留一定比例的基层行政职位。但韦斯特上台后，立即将推动针对鲜鞭族的限制性立法作为政府最优先的议题。
韦斯特首先利用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迅速通过了多项行政决议，在东部鲜鞭族聚居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公职任命等方面设置隐性门槛。他同时改组内阁，将关键的内政、司法与地方事务职位替换为与其立场一致的顿喀族强硬派人士。总统班克罗夫特的多次约谈与书面警告均未对韦斯特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至1897年1月中旬，《排外法案》（【】）的完整草案已提交议会审议，其核心条款包括限制鲜鞭族的土地所有权、在部分行业实施从业配额以及削弱其在地方议会中的代表权。总统班克罗夫特在1月20日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对该法案“深切忧虑”，并依据宪法将其退回议会要求复议，但此举未能阻止法案的推进。1897年1月27日，顿琳议会以多数票推翻总统的复议意见，正式通过《排外法案》。
国家分裂
法案生效后，鲜鞭族聚居区的抗议活动从和平集会迅速升级。在东部城市诺尔沙拉（Norsad），鲜鞭族政治领袖比利·谢尔曼于3月6日联合各地代表，宣布成立“顿琳中央民族委员会”，声明该委员会为鲜鞭族的最高政治代表机构，旨在“以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民族生存与尊严”。韦斯特政府随即宣布该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并授权东部驻军司令埃德蒙·哈里斯（Aidmon Haruis）中将维持秩序。政府与民族委员会之间的多轮接触均告破裂。
在此期间，韦斯特以“应对民族危机、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在未与总统班克罗夫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通过议会紧急授权，逐步将军事调度与地方治安权力集中至首相官邸。班克罗夫特的总统职权被进一步虚化，其关于恢复对话的提议在内阁与军方均未获得响应。东部地区的零星冲突持续发酵，双方激进派别的言论与行动不断推高对立情绪。同年4月12日，政府军一支巡逻队与民族委员会武装人员在东部城镇多索尔（Jorsol）发生交火，事件迅速升级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七年内战（【】）由此全面爆发。战争爆发后，韦斯特以战时需要为由，宣布暂停原定于1901年举行的第四届大选，其战时内阁持续掌控国家权力直至战争结束。
多索尔战役（【】 de Jorsol）爆发后，顿琳中央民族委员会于1897年4月19日在诺尔沙拉召开全体会议，宣布建立民族委员会执政体制。会议确立中央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实行一党制统治，委员长比利·谢尔曼（Bill Sherman）兼任国家元首，总司令凯文·盖顿（Kawen Gayton）统辖所有武装力量，行政官迈克尔·奈特（Mayker Nayt）负责民事管理与资源调配。民族委员会集中掌握立法、司法与人事任免权，地方政府仅保留执行职能，重大决策均由民族委员会直接下达。民族委员会在其控制区域推行战时动员体制，征募兵员、征收物资，并设立基层行政点以维持秩序。